艾以:音乐家陈歌辛的最后岁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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艾以:音乐家陈歌辛的最后岁月

陈歌辛和妻子金娇丽。(公有领域)

1957年中国大地一场政治寒流过后,数十万知识份子被戴上了“帽子”,我也难逃厄运,成了这数十万“份子”中的一份子。1958年3月,我和我的全家,都被撵出上海,押送到皖南山区上海市公安局所属的白茅岭农场接受“改造”。在那里,我“有幸”认识了陈歌辛先生,原来在那场政治寒流中,陈先生也不幸成了“罪人”,终于和我成了“同学”(在改造农场里,“份子”们是不能称“先生”的,也不能称兄道弟,更不能称同志,彼此只能互称“同学”)。

陈歌辛先生生于1914年9月19日(农曆七月三十日),上海浦东南汇人。原名陈昌寿,因希望自己能为人民大众服务,改名歌辛。是30年代着名音乐家,一生创作歌曲二百余首,被人们誉为歌仙,中国的杜那耶夫斯基。1931年,20岁的陈歌辛在玻璃电台邂逅小他3岁的播音员——一位貌美灵巧的富家少女金娇丽,两人一见锺情,很快就堕入爱河,坚定地走到一起。他还为娇妻谱写了一首表达两人心声的《永远的微笑》,经金嗓子周璿一唱而传遍大江南北。

40年代初,陈歌辛创作了中国第一首走向世界的爵士风格、伦巴节奏的《玫瑰玫瑰,我爱你》,他创作的《蔷薇处处开》以及《渔家女》等等,我青少年时就会唱。更因为我也是来自文艺界,和陈先生有更多的共同语言,虽然我们过去互不相识,年龄相差悬殊,他年长我13岁,但在那特殊的环境里,不期而遇,我们显得格外亲近,终于结为忘年交。

关于陈歌辛先生被划为“右派”一事,贺绿汀先生生前曾在一次会议上说过:“这顶‘右派’帽子本是归我戴的,后来陈毅保了我,就由陈歌辛‘顶替’了。”他就是在这样一言未鸣、一语未发的情况下,被戴上了“右派”帽子。写到这里,不禁使我想起陈歌辛的坎坷遭遇。其实,陈歌辛是一位正直爱国的热血青年。在上海“孤岛”时期,他组织创办了“实验音乐社”,积极传播苏联歌曲和抗日救亡歌曲。抗战胜利后,满怀胜利激情的陈歌辛,创作了被誉为上海市歌的《恭喜恭喜》歌。由于他和一些左翼文化人士交往密切,因而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入狱。出狱后,在上海陈歌辛已无立足之地,他便和一些左翼文化人士去了香港。1949年回到上海后,陈歌辛“左”“右”都不逢源,最终被打成了“右派”份子。

我们到了农场之后,不久即遇上三年困难时期。劳改农场的物质生活条件原本就难以想像的贫乏和艰苦,更何况我们这些长期生活在大都市里的文化人,一旦置身在山区的蛮荒环境中,又为了“脱胎换骨”而被迫从事难以承受的体力劳动,在精神和物质的双重压力下,每个人的生命安危都时刻受到无情的挑战。

到了1961年,劳改农场口粮锐减,每天一干一稀,“罪人”们在饥饿中艰难地挣扎着。当时农场中流行一种怪病,发病前无明显癥状,只觉得四肢无力,日渐消瘦,最终导致恶性贫血,临近死亡时又突然全身浮肿,浑身皮肤肿胀得发亮。此病发病率高,死亡率也高。陈歌辛先生在农场,水土不服,饮食生活不能适应,幸亏上海亲人不断接济一些食品和营养品聊以维持生命。但改造无期,天长日久,毕竟生存维艰,求生不易,一旦得病,也就在劫难逃了。

在农场,“罪人”们住的是茅草屋,睡的是通铺,几十号人乃至上百的“份子”分小组一排排同室同铺并肩就寝。实际上,这里就是“份子”们的家,吃饭、睡觉、休息、学习(洗脑筋),除了白天上山下地劳动外,所有时间就在自己的床铺周围转。一天早上,大家都按时起床,但陈先生却睡在那里毫无动静,和他邻床的一位“同学”便走到铺前叫他起床,没见反应,便用手推他,仍无反应。一时急了,便掀开盖被,俯首一看,不对了,只见陈先生脸色惨白,停止了呼吸,不知什幺时候已离开了人世。那一天是1961年1月25日,一代着名音乐家陈歌辛先生,就这样撒手人寰,无声无息地走了。

上海市公安局所属白茅岭农场,地处皖南丘陵地带,横跨郎溪、广德两县,下属十几个分场,散落在连绵起伏的荒山野岭中。白茅岭农场的改造物件分两类:一类是属于所谓敌我矛盾的劳改份子;一类是属于所谓人民内部矛盾的劳教份子。在那饿殍遍野的年代,在白茅岭劳改农场,天天有人饿死,被抬到荒山野岭去草草掩埋。而这掩埋饿殍的任务就落在劳改犯的身上,而那些劳改犯同样挣扎在饑寒交迫的死亡线上,自身难保。他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饿殍抬到荒山坡上,也只能草草掩埋,这些尸体很快就成了狼群的美食。我是亲历其境的过来人,曾经挣扎在死亡的边缘。我有时曾想,有些事情也绝处逢生,因祸得福。我在“反胡风”、“反右”后,两罪并罚,不仅把我送到白茅岭农场去改造,而且株连家属,全家扫地出门,撵出上海,随我到农场“安家”。这样一来,或许因为我身边有亲人的同情、照顾和安慰,使我坚强起来,大难不死,捡回一条老命,活到今天。可怜陈歌辛先生,就只能遗恨终生,饿死在农场了。事后他夫人闻讯赶到农场,寻遍荒山野岭,只见遍山累累白骨,哪来一具完整的尸体?

文革后,我和奇梦石、司徒阳、姚福申等大难不死,先后回到了上海。80年代初的一天,陈歌辛之子陈钢教授到上海作家协会看望李子云时,我也在座,交谈中他曾向我打听他父亲在农场的情况,我当时只是含糊其辞地应酬了几句。因为,一来我经历了21年的磨难刚脱离苦海,离开劳改农场,心有余悸,不敢吐露真情;二来我也不忍心把他父亲的死因和后事谈得太具体,以徒然增加他心灵的创伤。

往事并未如烟。作为亲历者的我,应该拒绝遗忘,抢救记忆,为那个历史时代留下生命的见证。对我们的后代,应该怎样去避免曾经发生过的那场人间悲剧的重演,或许有所启迪。(略有删节)

——转自《炎黄春秋》2010年第8期